“六五惨案”遗址，挂着一幅照片——一位市民在刷标语，“愈炸愈强”。王潇 摄

　　1940年6月28日，86架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三个多小时的轰炸，重庆旧城区几乎全部被大火焚毁。 新华社发

　　吱吱呀呀、已经变调的前奏曲；伴随着点点雪花，屏幕上出现两个有力的汉字——苦干，然后是罗马拼音——KUKAN。

　　摄于70多年前的这卷纪录片，几乎无人知晓它的存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资料馆的馆藏影片目录上，将这部曾经获奖的影片，注为“遗失影片”。

　　带着尘封的气息，它于今年在重庆、同时也是在中国，第一次上映。这里是重庆。重访战场的曹景行与周勇并排观看着，不时摇头或发出“啧啧”的感叹声。

　　周勇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该片引进中国的主要参与者。战时“陪都”重庆，抗战的大后方，日军曾连续6年对其轰炸。周勇说，他第一次看到了日军飞机对重庆主城轰炸的彩色影像，并第一次听到全城燃烧的那种声音。

　　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坚持抵抗、绝不投降的国家。

　　中国不被战胜的秘密是什么？

　　有国外学者观片后感叹，“现在，我明白了原因”。

　　是斯科特的镜头给了他答案。

　　斯科特的镜头中，几乎看不到尸体

　　这位叫雷伊·斯科特(Rey Scott)的记者，是1937年抵达中国的。他当时是美国一家不知名杂志的夜班编辑，此前从未碰过摄影机。受他的朋友、华裔剧作家、舞蹈家李灵爱“激励”与赞助，开始了记录中国抗战之旅。他应该是个不拘小节、喜欢捕捉生活乐趣的人。他入过几次镜——和当地人一起蹲在台阶上抽烟；抵达重庆时，他骑一匹马从朝天门码头，由一重庆挑夫牵着沿着石头梯往上走，在马背上被颠得起起落落，还开心地露出白牙。他的旁白是：“重庆，一座修建于山丘和峭壁上的城市。据说从码头要走300步才能抵达重庆城，我数了数，其实是340步。”

　　斯科特踏上的，是重庆当时的主城区——渝中半岛。

　　1940年8月19日、20日，这里被日机密集轰炸：370架次飞机，在半小时内扔下200吨炸药。这一切，被斯科特全程拍下，用17分43秒呈现。

　　轰炸来临的两小时前，人们在街头买水果，称斤论两；儿童把一个巨大的弹坑当泳池，玩乐嬉戏。斯科特用旁白说道：人们看起来一片悠闲，尽管有可能他们两个小时后就会死掉。

　　警报台的第一个红灯笼升起了，这预示着日机已经从汉口起飞，两小时可能抵达重庆轰炸，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人们开始排着队、摇着蒲扇、带着小板凳和随身包袱，找防空洞躲空袭；一位身着蓝色旗袍的妇女，撑着阳伞，不紧不慢向防空洞走。一些人，则秩序井然地乘坐轮渡，向南岸转移。

　　第二个红灯笼升起了，预示着敌机已经到达重庆境内，1小时内将空袭。人们行走的速度加快了。急救队员，坐着急救车全员出动；有的站在防空洞外，安排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

　　江上的轮渡还没有靠岸。空袭开始了。几百架飞机陆续飞临重庆上空，投下炸弹之处，浓烟滚滚。燃烧弹爆炸后，又是火光冲天。

　　空袭持续了三波。随着最后一波的结束，整个重庆城陷入死寂。

　　镜头，就这样安静记录，足足半分钟，没有旁白。只有满城房屋燃烧发出的“噼啪”巨响，被在江对岸的摄影机全部记录。

　　“轰炸照片看过，声音也听过，但整个城市燃烧的那种声音……真是第一次听见。”2014年第一次看到影片时，周勇这样惊叹。

　　斯科特很快转移到城内拍摄。没有呼天抢地的哀嚎。男人、女人，都在用力地使用最原始的人力压水机将河里的水压上来，挑夫们也一桶一桶地从河里挑水，再一起汇集到更大的容器……

　　但救火赶不上大火吞噬的速度。烧毁的房屋外墙，仍在不断倒塌、坠落，但镜头里的人却面容镇定，合力将拦路的断壁搬离；废墟中，人们已经开始寻找有用的东西，即使是一根针也不放过。轰炸后的第二天早晨，斯科特再度来到城中核心区民生路。他说：我昨天经过这里时还是一排排的房屋，今天已是一片废墟。

　　在斯科特的镜头中，几乎看不到尸体。镜头里，是孩童的无邪，是不紧不慢的秩序，是轰炸后杯水车薪却坚持不懈的互助。

　　回头望了一眼，从此阴阳两隔

　　斯科特拍摄的这次轰炸，仅是日军连续6年对重庆轰炸无数次中的一次。

　　50岁的重庆西南大学教授潘洵告知，他从读博士开始，着力收集和整理国内外有关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各类资料，如今主持编纂的《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料汇编》已达100本。

　　史实在今阐述，依然震撼人心。

　　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轰炸最激烈的是1939年、1940年和1941年。随着欧战爆发，日军为“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尽快结束中日战争”，开始了无差别轰炸。

　　所谓“无差别轰炸”，就是不区分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不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狂轰滥炸；还采取了“疲劳轰炸”战术，即一波炸完，警报刚刚解除，百姓才从防空洞出来透气，结果第二波又来……

　　1939年5月3日午间，日机首次使用燃烧弹轰炸重庆，投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炸死673人，炸伤350人，炸毁烧毁房屋1068栋。翌日，27架轰炸机再次轰炸，轮番投弹达1个多小时。国泰电影院中弹，200多名观众被当场炸死炸伤。轰炸共计炸死3318人，炸伤19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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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8月9日，日机90架分两批人从江北袭入市空，投下炸弹，燃烧弹300余枚，市区朝天门、行街、储奇门等地被炸，25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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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6月5日，当天傍晚6时18分，24架日机分3批夜袭重庆，空袭时间达5小时9分，导致十八梯、石灰市、演武厅3处大隧道内发生严重窒息踩踏事件，称“六五惨案”——重庆大轰炸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震惊中外。至今，未有确切的遇难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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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字后，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84岁的重庆市民粟远奎，不想让后代忘记那段历史；7岁的往事，已讲述多次。当晚饭后，碗还没来得及洗，警报拉响。父母收拾了东西，带领全家进入离家最近的较场口隧道防空洞，并很快进入隧道深处。

　　因为是晚上，渡船已经停运，人们来不及走水路疏散，全都聚集到城区的防空洞。父亲开始感到闷得难受，带着孩子们试图向隧道口移动。两股相冲的人流将一家人挤散。起初，粟还听得见父母的叫喊，但很快被人流挤到隧道口的拐弯处就再也无法移动。等到第二天，被救援人发现时，他醒来，以为“身边的人都睡着了”。

　　那天，姐姐没有找到。

　　重庆市民彭胤霞的母亲如今已去世。她说母亲生前几乎不提1941年6月5日的事，她只知道，母亲那晚因为窒息的人群被抠瞎了眼睛。

　　潘洵的学生采访到一位幸存者，为了叫回在河边玩耍的弟弟，父母嘱哥哥去找，哥哥踏出家门后回头望了一眼父母，3秒后，家里被炸，从此阴阳两隔。

　　这就是“苦干”，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

　　站在当年斯科特拍摄轰炸的位置，向北望，当年满目疮痍的“渝中半岛”，如今已是高楼成群，大桥飞架南北。

　　斯科特在旁白中不断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力量如此悬殊，中国却始终不被战胜？

　　他自己又做了回答：“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但轰炸能击垮建立这个国家的人吗？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我们看到中国是如何抗敌，时刻创造着奇迹。这就是‘苦干’，刻苦地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

　　六五惨案遗址的纪念展厅里，挂着一幅照片——一位居民在一座毁了一半的墙上刷标语，“愈炸愈强”。

　　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警报还没解除就抢修水电设施；校舍厂房被炸毁，师生和工友随炸随修。

　　断壁残垣中，工厂继续开工，孩子继续读书。

　　斯科特拍摄到的战时儿童保育院内，年龄大小不等的孩子一起洗澡、剪发、吃饭、睡觉。保育院不是办在庙宇里，就是办在祠堂中。教职人员有的只有微薄薪水，有的只管饭不给工资。

　　潘洵说，轰炸之后，全城停电，当时在一些背街小巷，由于路黑，不少人家在家门口都点上一展煤油灯，方便行人，当时称“太平灯”。

　　西南大学一位老校长到川北访问老农，看到老农生活艰辛，却将好的粮食捐出，自家只吃粗粮。问其原因，老农说，希望这些粮食给前线的士兵吃饱肚子，我们在后方，饿一点不要紧。

　　《苦干》是于1941年6月在美国公映的。那时，离“珍珠港事件”发生还有半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抗战不了解也不关心。

　　但纪录片中的镜头唤醒了他们。一些观影后的美国青年，报名参加飞虎队，愿以实际行动与中国人民一起抗战。

　　《时代周刊》1941年6月14日报道称：“所看到的英勇和善良的中国人民，美国影迷从未见过，也从来没有了解过。”“最后20分钟向人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电影都没能拍摄到的令人恐怖的大轰炸场景。”

　　《纽约时报》6月24日的报道写道：“这样肆无忌惮的恐怖场面，所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大轰炸破坏。”

　　1941年元旦，在白宫，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原本只准备看20分钟，但是一坐下就一直看到了结束。他书写了《致重庆市民的纪念状》卷轴赠予重庆，其中称“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

　　摧毁的同时，是新生

　　雨天，适合祭奠。曹景行为孙寒冰的墓献上一束花，并伫立良久。墓碑就立于嘉陵江旁的复旦校舍边，是当年复旦大学内迁时的校址。孙寒冰是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在1940年5月27日的轰炸中不幸罹难。碑文还镌刻了其他6位一同遇难师生的名字。

　　这些人，是潘洵主持搜集的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者名单中的7位。他的课题组去过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四川档案馆和部分区县档案馆等，查阅大量档案，并于去年公布了首批2660名遇难者名单。内容包括遇难者姓名、性别、籍贯、遇难时间、遇难地点、遇难年龄和生前住址。

　　更多的名单还在搜集中。他计划招收日语专业、英语专业学生，将外语资料的搜集面扩大。

　　周勇已年过六旬，但依然想“多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在往来了近四百封邮件后，他终于促成重庆获得《苦干》的彩色拷贝，未来作“公益性”用途。他说，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部片子可以安静心灵，并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先人。周勇和潘洵都感到紧迫。因为亲历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正在减少，相关遗址也在减少。

　　今年暑假，将有一批来自各个专业的在校生作为志愿者，与潘洵一起，分小队寻访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或后人，搜集更多史料。报名的踊跃程度超过潘洵的想象。

　　年轻一代的热情总是最具感染力，正如斯科特把很多镜头都给了孩子。

　　斯科特在纪录片中留有一个花絮——拍一群孩子上课时，离他最近的一位女孩总是不断地瞟向镜头。他用旁白解释：我告诉她不要看摄像机，可这个女孩子还是忍不住要好奇。

　　他说，事实上当轰炸摧毁了部分世界，新生依然能被看到。

　　“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记者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