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崛起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中国崛起有两个支撑，一个是崛起的制度基础，另外一个是中国人的基础。中国取得重大进步的制度基础包括：
其一是中性政府，不被利益集团捕获，决策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选举国家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那就是易被利益集团所捕获，或者是为了选票一味迎合大众私欲，多发钱少干活，在不具备实力的情况下早早变成福利国家，失去奋斗动力。中国的执政团队总体来看是一个中性政府，不为某一利益集团所左右，出台的改革政策应该主要为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在此背景下制定的各种政策才能更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比如，最近几年的强农惠农政策。未来能否继续崛起，也应该时刻慎防愈来愈强大的利益集团游说力。
其二是县际竞争体制。官员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升迁，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体制，那就是让官员升迁与经济升降挂钩，也就是著名的县际竞争与官员竞标赛制度。通过层层的经济考核指标以及中央与政府财政分权，使地方官员把精力放在搞活经济上。这个制度是支撑中国地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强有力基础，不应该轻易被取消。
其三是强大的自上而下执行力。选举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下不对上，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尤其是一个大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有一个强大的自上而下体制，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一旦高层决策层觉得有利，会迅速通过这个自上而下的体制推广下去。
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旦形成共识性文件，就会通过层层传达，实施，总结经验，评估等，保证这些政策的落实。印度的中央政府政策出台后，到各邦基本上就没了下文，更别提贯彻到村庄基层了。
其四是重大问题决策科学化。“五年计划”（已改为五年规划）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每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都不仅反映了中央决策层对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整体性思考，也是集中民智、整合民力、反映民心的重大决策过程。
从五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历程来看，“五年计划”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政策是否符合当时实际发展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规律，直接决定着计划的实施效果。目前中国的决策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利益集团说了算，重大的决策要多方征集建议，层层讨论，最后贯彻实施，保证决策科学化。
如2005年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定，各部门提请国务院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者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者法律分析；国务院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体团体、专家学者等不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其五是层层选拔精英治国。国家太大了，必须保证精英治理，才能从更长远的角度使国家走向富强。中国有一个层层选拔体制，以确保高层领导人熟悉基本国情。而美国的奥巴马并没有多少基层历练就当上国家的总统，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其六是先试点再推广的改革模式体制。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而中国的各种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先从点开始，而后再到面去推广。这样的体制，一方面会把试点中新出现的问题解决掉。把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掉，是一个自然的实验。这种试验的过程，对一个大国来讲十分重要。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重视子女教育、吃苦耐劳等传统也为中国的崛起与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最优良传统之一，能够保证人力素质的快速提升。中国人更能吃苦耐劳，在人均资源极度稀缺的背景下，养活了13亿中国人。这在发达国家的专家眼里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也是中国制造打遍天下的主要武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