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和内涵，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在现今的社会，文化自信有泛化的现象，比如不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以各种形式对其尽数接纳和加以弘扬，根本而言缘于脱离了经济基础孤立地评判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化，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宗法性。如此一来，就可能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内涵的混淆，扰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题，甚至掉入宗法文化的陷阱。

　　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缘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和其特有的丰富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相互促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这一判断不是个人偏好所致，而是历史的客观事实。泛化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文化自信缺失的历史虚无化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能虚无化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国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与当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

　　1.在经济和工业化落后的时期，中国曾一度缺乏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际比较视域下的认知问题。在中国落后于工业化先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文化曾一度遭受来自国内外的质疑，甚至还存在极端的文化否定论。由于工业化先发国家的强势与仍处于农业社会的后发国家的弱势，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受尽凌辱。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东亚病夫”，西方对其文化自信和对中华文化的极端贬低昭然可见。在落后被打的情况下，曾经的中国文化自信开始消退，被动地进行角色转换，当起了学生，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习:搞洋务运动，追求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引入“德先生”、“赛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分析说，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全世界基础性发明的一半以上都出自中国。然而，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中国就具备了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但是，最终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在世界所占的份额也快速变小(1)。鉴于此，李约瑟提出了引发国内外广泛讨论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学界称之为“李约瑟之谜”。学界分析了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诸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儒家、道家、法家流派中的规避风险、明哲保身思想，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所形成的服从思维方式等。不光如此，古代中国很多发现滞留在经验阶段，所形成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经验技术，成为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很难进一步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也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在1949年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自此至1978年前，在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实现了长足发展，但仍落后于工业化先发国家，仍然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世界发展格局下，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还不坚实，受现代潮流和意识形态影响，将传统文化归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加以破除。改革开放初期，从服饰到音乐、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都刮起了猛烈的西洋风。1985年，台湾作家柏杨在其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大肆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该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评为台湾年度畅销书，一版再版，还有日文、德文、英文等版本，大陆也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直到2008年还予以出版。该书是作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些现象而作，读者却不论书中是否存在偏见，对其表达出了欢迎，反映出了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到了何等程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功带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现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日益显化的尊重，中国人在国际上有了自信，对自己的文化也就有了自信，这完全不同于先前对中国文化的质疑甚至否定。原因何在?这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之际，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提振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自“一五”时期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以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打破了西方封锁并成功地实现了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上，取得了跨越发展的奇迹，经济总量在世界由1978年的位列第十，上升到2010年起的稳居第二，由低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国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经济所占世界的份额，也随之由1978年的1.8%，大幅增加到2016年的15.1%(2)，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3~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1)。对世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自信自然油然而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为什么近代落后了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宗法伦理及其主导的社会制度缺乏对促进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有效激励。然而当代中国为什么又能创造跨越式发展的奇迹和实现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呢?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与之统一于一体的理论、制度、文化，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改变。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毋庸置疑。

　　二、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要避免泛化文化自信而掉入宗法文化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能泛化，更不能泛化到在农业社会形成，包括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如今已与现代化发展不相适应，甚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相悖离的传统宗法文化，那将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要避免泛化文化自信而掉入宗法文化的陷阱，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养分，应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文化，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是一种多元融合和不断发展的文化。中国文化经过“百家争鸣”的表达、竞争和融汇，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并向制度转化，创建了由儒家文化主导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也是文化与制度相互体现的过程。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在大一统的理念下，中国各民族相互学习和多元融合发展，不仅如此，还善于向外学习，海纳百川，融多方之长。由此，中华优秀文化不断丰富发展，所形成的在自我修养上向上向善、在与人相处时包容和善、在面对困难和外来强敌时不屈不挠的精神，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成长，成就了中国历史的辉煌。受不断发展的中华优秀文化滋养，中华民族尽管多次遭受磨难和外来侵略，但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大一统历史持续至今，在全世界范围绝无仅有。这正是中华优秀文化自信的历史基础。不仅如此，在由农业文明向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优秀文化也实现了新的发展，变得更加丰富灿烂。

　　第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应以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法文化为前提。一方面，宗法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原因。宗法文化本质是一种功名文化，旨在激励向上向善和以血脉为纽带的族群传承发展。宗法文化是一种合作共建文化，包括祠堂、乡村廊桥、小型水利设施一般为共建所成。在这样的家族熟人社会里，通过宗法文化及其规制化，避免社会混乱无序。现今，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传承与时俱进的家风、家训还在继续发挥着正能量作用。另一方面，宗法文化是生产力低下的家族熟人社会里的一种治理文化，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致力于维护封建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朝统治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与地方官员百姓及贵族的互惠基础上，而是宗法伦理下威权式的层级关系(2)。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皇权不下县，广阔的乡村如何才能有序而不乱?除了国家机器外，只能依赖于皇权至上和宗法伦理的维系。但就具体内容而言，宗法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构架，服务于封建统治下的宗法伦理与专制统治相统一，等级制度分明，不存在事实上的平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取向相悖。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时，有人提出传承和弘扬宗祖文化，这实际上是泛化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对宗祖文化，听起来似乎为中性概念，甚至还可理解为具有积极性，但是，就其实质而言，还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仍是宗法文化组成部分的一种表述，所寓含的糟粕却比宗法文化本身更具隐蔽性。如果再回到传统社会的宗法文化话语体系，不仅不利于去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且是种巨大的社会倒退。可见，笼统地盲从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过于自信，掉入宗法文化的陷阱也是极有可能的。

　　第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养分，应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生长和发育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局限性。能够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有其历史条件，但不能以此来评判其是否具有现实的先进性。脱离具体历史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抽象地谈论文化自信，是极其危险的。智慧勤劳的中华民族，在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根据人多地少的先天资源禀赋，选择和构建起与之相配套的强基固本的重农抑商政策体系，创造了以精耕细作为核心的中华农耕文明，成就了长久的小农支撑大国，中国发展因此长期领先于世。然而，这也导致了尽管劳力边际报酬降至市场工资之下时仍然继续投入这样一种“内卷化”(1)的发展方式，也就难以促进资本的积累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此外，在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成为多数读书人的追求，如此价值取向下的向上向善，加之实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科举制度，有才华的年轻人全力投身于学习儒家经典以应对科举考试，思想被牢牢束缚在四书五经和官本位的名利追逐上，也就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之路堵死，难以催生出科学革命，也难以催生出以科学革命为重要条件的工业革命(2)。马克思在分析清帝国衰变时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3)如果把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完全予以肯定，并对其加上“自信”的光环，泛化文化自信，这种离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静态化认识，就会误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发展，也无益于更好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

　　第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养分，不能给承载历史记忆的具体的文化资源附加与其不相符的文化自信。在传统农业社会演进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后，农业社会时期的文化遗产就只是一种反映历史的符号，是一种现今人们感知历史变迁的宝贵的稀缺资源。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可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后人民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传统文化旅游业和开发传统特色产品，以其所寓含的具有独特魅力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元素，打造品牌，发挥其名片效应，有益于更多传统特色产品走出村落、走向世界。但是，在这样的商业运作中，应避免受利益驱动，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对其镀金，附加太多与之不相符的文化自信，进而导致文化自信的日趋泛化和庸俗化。

　　第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养分，应当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因为弘扬不断发展的中华优秀文化，有不同时期形成的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符号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三线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等。经过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索发展，中共十八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结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养分时，要以这一包含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而不能与之相悖。

　　第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养分，应当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在工业革命兴起后掉队的中国，本来就很落后，还深受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真是使中国陷入更深和更复杂的“贫困陷阱”。在如此情况下，什么样的道路和力量能够解救民族危难和突破“贫困陷阱”?这缘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化进程中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开辟了解救民族危难和突破“贫困陷阱”的道路。艰辛探索的过往历史表明，中华民族能够站起来，当代中国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奇迹，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开创的崭新道路，以及渗透到民族血液中的包括“不屈服”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而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把民族智慧充分地发挥了出来，把人民的力量有力地聚集了起来。这些历史昭示，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可以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提供历史智慧。综上所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不能泛化到对包括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法文化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的自信;要避免脱离经济基础孤立地讨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劣、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优劣，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统一于一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成功为逻辑起点并加以展开，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内涵和先进性的认识。

　　注释

　　1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

　　2国家统计局党组:《贯彻落实新理念奋力创造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求是》2017年第12期。

　　3国家统计局党组:《贯彻落实新理念奋力创造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求是》2017年第12期。

　　4蔡昉:《破解“李约瑟之谜”》，http://www.cssn.cn/ts/ts_jpsz/201401/t20140103_935482.shtml。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6、304~306页。

　　6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http://opinion.caixin.com/2017-12-15/101185424.html。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