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党校教授 陈曙光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国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足以支撑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政党自信。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认识问题，即如何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如何观察和理解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在这个重大认识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定力，对不当甚至错误解读进行有理有力的回应。
从未进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并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全球性影响力的提高归功于中国“持续稳定地走向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都有市场。实际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在方法论上是不成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开辟体现了“变”与“不变”的统一：有所变，有所不变；敢于变，敢于不变；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变的大胆地变，可为的大胆地为；不能变的坚决不变，不可为的坚决不为。这样就不会因变而失方寸、乱阵脚，也不会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底线，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另一方面，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是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肯定还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过去，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丢，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学。未来，同样必须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不能不变，也不能瞎变。改革即是变，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不能乱改，“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从未卷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
某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道路只有“华山一条路”，其他道路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道路如果有成功的地方，那原因就在于走上了西方开辟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的未来在于继续推进而不是背离这条道路，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实现彻底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这一定位？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把握。
第一，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存在某种耦合，但不能藉此将其定位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确实，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与中国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是耦合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等政策主张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等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况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中国的吸引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始终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自由贸易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对外开放，没有冲击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因此，中国道路不能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第二，“新自由主义模式说”没有抓住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西方学者只看到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某种耦合的地方，却忽略了它们之间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我们毫不含糊、决不动摇。正是这些本质特征将中国道路同“新自由主义模式”区别开来。
第三，纵观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种种表现，中国道路的成功恰恰说明中国没有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粉墨登场已经30多年。其间，新自由主义的触角延伸到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也在全球惹下了重重灾祸。很多国家在服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遭遇的不是“休克”就是“陷阱”。反观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枝独秀，从容崛起，其间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挡住了新自由主义的屡屡来犯，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始终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并走向繁荣，就在于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了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于中国道路的性质，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大致可以归类于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又与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相异的“第三条道路”。在这些学者看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摆脱社会主义的过程，甚至有人鼓吹：“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你已经化蝶了，你就应该展翅高飞。”对这种观点，我们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第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今时代不存在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摆脱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但并不是摆脱社会主义的过程。
第二，中国道路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比如吸引外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但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中国道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设想，但是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它本质上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没有偏废，中国没有为了发展而放弃立国之根本，因此，改革开放没有误入歧途。
今天干的依然是社会主义事业
“后社会主义”是新近出现的概念。某些西方学者认为，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地基，走向了后社会主义。在“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特殊阶段中，社会主义已经找到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是带有各国的特色。“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元理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致的当前和特定的未来，不能再用来“指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应该如何看待“后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定位？
第一，这一定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不科学的。共性个性、普遍特殊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某些西方学者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做法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因而断言这是后社会主义，可能就是主观武断了。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来后社会主义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恰恰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比以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这一定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元价值”完全对立起来，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道路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两者之间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的关系，而是超越和扬弃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做法，比如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单一的分配体制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制度、基本价值和基本立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的事业依然是社会主义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30年”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它们共同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辉煌历史，无论是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是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历史的自我否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