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杨雪冬
当下解释中国治理模式有两大主导性话语，一种是国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一种则是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和底色的威权主义理论。二者都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出色的治理绩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对于现实存在的判断在趋同，但是双方的立场、分析理路和表达方式迥然不同。这造成了国内主导话语在国际社会面临说不清、传不广、认同弱的困难，西方的主导话语在国内社会又处于被简单化、边缘化、对抗强的困境。这种话语体系的对立，将是一个长期状态，毕竟两大制度的并立和竞争是话语体系关系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并非无所作为，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沟通交流、说理服人的作用就是战略性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说:“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要加强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中国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是高绩效，但是对中国模式的阐释显然不能仅限于此，那不仅容易使认识停留在物质进步的表层，更容易造成传播过程中的形象单一甚至扭曲。应该努力探寻中国高绩效治理模式背后的规律性原因，并将其学理化，在开放讨论的过程中形成共识。
就中国治理模式的研究而言，要重视五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 要从重视制度特色归纳向发现制度运行规律转变
这应该是中国治理模式研究深化的主基调。尽管国内学界一直在努力摆脱用特色论说明难以说清楚问题的简单化倾向、甚至逃避式的做法，但是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有效的做法和富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因于学界自身或者学术环境的约束。既然要寻找制度运行的规律，就要在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治理运行时，突破一时一地一人一物的“当下定式”，加强历史的维度和比较的维度，将当代中国置于中国制度变迁的宏观历史之中，放在现代各国治理体系多重比较的坐标系下，重点研究当代中国制度的变与不变(与历史比较)、同与异(与国际比较)、形与实(文本与实际比较)，进而提炼出概念定义、基本关系、规律性做法等，以说明当代中国治理模式之所以有效绝不仅是因为富有特色，更是符合人类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当代中国治理基本实现了结构化和制度化，因此要以正常化的态度来看待现有的制度约束。这是探求规律性的基本立场。二是当代中国治理模式还在进行着现代化，因此要以现代的，而非传统的治理标准来测量和引导。这是推动治理变革的基本依据。
第二， 要从关注治理绩效转变为关注治理过程
客观全面地了解治理绩效，只是研究中国治理模式的第一步，目的是辨认事实，但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那样就会模糊研究与宣传乃至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无法深入到现象背后。应该重视治理过程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中国处于巨型的变革社会中，治理发生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丰富生动，充满创新，更因为只有关注过程，才有可能了解中国治理究竟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研究治理过程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治理模式的认识从文本研究转向实证分析，从结构分析转向结构-过程分析，使研究更贴近现实，揭示实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转变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变革社会，治理事件多样，过程快速复杂，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许多方面的治理开放性不够，存在“黑箱效应”，制约了研究选题的开展和深入；尽管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进和使用，但还存在着问题意识不强不准，就方法谈方法的“方法至上”倾向。
第三， 要从关注治理的物质成效转变为重视治理的精神气质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精神气质，表现为社会的价值理念、个人奋斗的目标、优秀人物的涌现、国家的发展态势等。重视治理的精神气质，并不是要回到“文化决定论”，而是要总结和挖掘整个国家和社会在开放变革时代中形成的优秀品格和精神特质，避免将中国的治理成效简单地归因于物质欲望的释放、对外部世界的模仿或者历史传统的延续复兴，展现当代中国治理的创造精神。当代中国治理的精神气质肯定是向上向善的，既有物质冲动，也有精神追求；既有对发达国家的向往，也有对它们的超越；既有对历史传统的皈依，也有对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总结和挖掘当代中国治理的精神气质，就需要把观念、价值、信仰等理念视角纳入对中国治理模式的研究过程中，并努力总结出具有时代特征、代际特点的治理品格，丰富和推进我们对中国治理精神气质的认识。
第四，要从关注人事政治转变为关注生活政治
中国的人事政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和发挥想象力的地方。这固然说明了在治理过程中人治因素依然重要，但是也会削弱甚至扭曲对中国整体治理的认识。选人用人的标准和方式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但不是全部。从总体而言，中国治理正在进入生活政治阶段，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正在成为政治行为的优先选项。环境、社区、消费主权、劳动权益、自由流动等非政治议题正在政治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生活政治领域的变革也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力。无论是宏大口号还是人事更替，如果不能进入生活政治领域，就很难引发广大社会公众的真切关注和行为联动。因此，要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就要关注日常生活，从中获得研究的灵感和鲜活的感受，克服制度研究、结构研究造成的迟钝和滞后。
第五，要从关注国家治理扩展为关注多元治理
国家在中国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也是中国治理模式与其他治理模式之间的重要区别。尽管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但是中国的国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在诸多领域行为主动、具有主导和引导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治理也是一个多元治理主体发展的过程，社会、市场、个人等主体不仅在逐步成长壮大，而且不断孕育分化出新的治理主体，由此使得整个治理图景更为多元复杂。这是中国治理模式的活力之源，也是制度调整完善的重要动因。因此，要研究正在形成的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非国家主体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新型多元治理关系的形成和塑造等问题，克服研究中“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丰富中国治理模式的层次性和维度。
总之，要揭示中国治理绩效实现的规律性，就应该调整好研究的立场和心态，把当代中国治理模式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模式看待，摆脱特色论的思维定式，提高研究的开放水平，增强研究者的想象力，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组织研究、推进研究、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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